离开杭州,奔赴老山
1984年7月23日,我所在的部队(我们连是12.7毫米重机枪连,我时任该连的付指导员)乘军列从杭州出发到云南,再机械化行军至云南文山州砚山县(距老山前线约150公里)进行为期四个月的临战训练,于当年12月5日夜12时离开砚山,次日经过文山州麻栗坡县城,黄昏时到达老山下面的天宝农场、南郞、船头等地待命(这些地方时不时就会落下越军的炮弹,到处都是弹坑和被拦腰炸断的小水桶粗的橡胶树,部队只能在背敌斜面的山坡上宿营),这几天,为鼓舞士气,我们团的副政委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扎一个凯旋门,我为凯旋门书写了这样一副对联,上联:厉兵秣马逐越寇,下联:枕戈待旦保边疆。(未完待续)
因在倒霉的机枪连,我成了一名军工
因为机枪连平时是建制连队而战时就会按班(一个班就是一挺机枪)配属到一线阵地的步兵连。我们团(团长在当时战场上电台里的呼叫代号是1号,而我这个小小的付指导员则编为64号,在老山一线的战场上,其最高指挥官是已退休的前参谋总长付传友,他时任该军军长)奉命从前期部队(就是攻取老山,将军旗插上老山主峰那个班长所在的部队,据说是昆明军区张志秀的14军)手中接防老山一线最前沿的阵地---拉拉地区,其中最著名的高地有142(即曾被军委命名为”李海欣高地”的高地。在该高地接防不久,由于接防部队的疏忽,而被越军重新攻占)、146、156、166、255、634等近百个高地。此时,我们机枪连就剩下连长、连付、指导员、付指导员及连部的“八大员”和炊事班的一干人马约20多人,被阵地首长呼来唤去,被当着军工使用。而按常识,作为战时连队的付指导员,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管后勤、组织人员抬伤员、背烈士,处理烈士的后事,真正是哪里需要哪里去,哪里危险哪里去。(待续)
危险、艰难的军工“路”
当时我们四个连干的分工为:连长万良国、指导员曹忠慧负责巡视被配属到各步兵连的机枪班人员伤亡情况,我和付连长李金宝受营、团首长调遣负责组织人员运弹药、补给、抬伤员、背烈士。运弹药、补给、抬伤员、烈士的路线起点、终点都在船头(是弹药库和伤员、烈士转运地),最近点有3公里,最远点有5公里。每天通常至少要往返船头到前沿纵深阵地一次,战斗激烈时(如“2.11、3.8大捷”)都是日夜不停连续作战(如“3.8”大捷,从3月8日凌晨五点全线发起进攻,战斗打响到3月13日战斗停歇,我连续六天五夜没有睡觉),这些路段除部分路段有半人深的战壕外,绝大部分是越军炮火封锁区和轻、重武器射击区、地雷区。“走”在这条生死“路”上,最舒服的姿势是猫着腰快步小跑,有时必须匍匐爬行,“走”在这条“路”上,最希望的时间是夜晚,最好是伸手不见五指,最盼望的天气大雾朦胧。每次出去都无法预料自己能否返回!
副连长李金宝牺牲
“ 2.11”战斗打响的第一天夜里,某营指挥所被敌迫击炮弹击中,营长大腿负伤,副连长李金宝接到命令前往抬伤员,天明时才回到天宝农场一个掩蔽部里。12日上午9时许,此时,外面依然炮声隆隆,他正在边吃压缩饼干边议论着如何抬伤员躲炮火,准备躺下休息。突然“砰”的一声闷响,他老牛般地大叫了一声,并应声倒在我脚边的地上挣扎,殷红的鲜血从他嘴里流出,不省人事。后经送往后方落水洞军部战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经检查,因为他将已子弹上膛、装在小枪套里的“五四四”手枪(为在紧急情况下不拉枪机即可射击而事先将子弹推上堂,这是一种普遍的、违规的应急方法)裹在棉被里,当他掀开棉被准备休息时,将手枪掀起来掉到地上,因手枪机锤着地致走火而击中自己(当时掩蔽部里很多人,其中包括小战友小易,枪走火不击中自己也要击中别人),子弹从其小腹右侧射进,从其左肩背部射出。(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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